孙保元，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同时也是北大爱心社负责”王搏计划”资助方面的负责人。在做了五年志愿者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抱有一个信念，”只要王搏老师继续做，我是不会离开他的”。也许就是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志愿者他所拥有地那份执着和信念。

我的坚持是被王搏老师的义举打动的

　　也许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孙保元与王搏以及他的”王搏计划”解下不解之缘。那还是2002年的时候，当时王搏老师正在与北大爱心社联合推出他的个人摄影资助展，而正在读大二的孙保元也有幸参与了这次活动。而真正让孙保元铁了心要去帮助王搏老师做这项工作还是北大爱心社组织的爱心万里实践行。在这次去甘肃礼县，他看到了那些贫困的孩子和那里落后的生存状况，而最让他感触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王搏老师本身，”一个普通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帮助他人，那么我们这些大学生，何尝不能做到呢？”带着这样的信念，他开始了”王搏计划”的实践。首先是到甘肃的礼县进行王搏计划资助的回访。在那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又一次亲历了家乡的贫困、村民的无奈、还有孩子们期盼的眼神。每到一户人家，他都有一种心灵的震撼。看到那些贫寒家境的孩子不得不丢下书包的时候，他的眼泪只能留在心里。他给《希望泉》的记者看过他当时的调查报告，到０２年为止只有60%的人达到了温饱水平，在一些更偏远地区甚至达不到这个数字，整个礼县的人均收入也只有862元。省上有一个农村扶贫贷款，由于几年的收成差，农户贷款到期往往还不了，只能还了利息再续期。而且农村的赋税也很重，每个人一年要交粮食附加费和军人优待费共27元，还有粮食税十多斤，这对一些贫困家庭是很大的负担，因为手里根本就没有钱。也许是因为看到太多这样的现象了，孙保元对《希望泉》的记者说，”现在不免有些麻木的感觉，看到那些贫困的孩子，已经不会有特别的触动了，现在做很多时候是一种责任感，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能做的做好，把事情落实清楚了，给资助人一个交待，不能让他们的钱白花了，而我们自己却不能有太多的感情，因为一旦感情掺杂进去，很多事情就做不好了”。他还特别幽默了一把，”毕竟这里资助的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了解了很多，如果每个我们都要感动的话，那我们的心脏恐怕都承受不了了”。孙保元坦称做这件事的确耽误了他不少的实验室的工作时间，但是他说一个人应该有一些理想，有了理想也应该坚持不懈。不过时间总是有限的，肯定要牺牲一些东西的，比如个人的生活空间就少了很多。

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农民摄影家

　　这是孙保元饱含深情地对王搏老师的最高评价。孙保元坚持做下去的最主要动力应该是王搏老师的个人魅力。孙保元第一次见到王搏老师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王搏在１９９９年开始了与北大爱心社的合作，这也使得他的义举行动走向了新阶段。９９–０２年间王搏老师的摄影作品在北京和广州的各大高校展出，共资助了约５０００名西部失学儿童。然而与高校合作是王搏在受到很多人的怀疑和冷漠之后做出的最后抉择。在当时他是不得已才找到高校的，孙保元回忆说，每次他来北京做影展，做展板就得花几千块钱，然后来了没地方就在王府井之类的大街上，或者一些免费的展厅做，但是效果都不好。一个月也资助不了几个孩子，身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没办法，他才来联系爱心社。在高校做影展，两三天就可以资助几百个孩子，大学生的积极和热情是当时推动这项爱心计划的最大动力。　

　　然而在０２年之后王搏计划走入了他的低迷期，在这期间，他在天水的麦积山风景区的一个摄影部，做旅游原打算做摄影赚点钱，一部分养活家里，一部分就用来做调查访问和拍摄。每年只用工作几个月，但是后来景区推到了他的摄影部，不让他开了，他也就失去了收入的来源。这也直接导致他的资助行动很能继续下去。这个阶段王搏一直处于低谷，因为没有钱现场做影展，资助效果甚至还没有前几年好。不过当记者问到王搏老师是否会动摇时，孙保元却给了一个很慎重但很有责任心的回答：”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只是力不从心，没有办法，那时侯他很难，真的。”孙保元能够时常与王搏老师进行交谈，大多数时候还是在谈论遇到的困难，不过靠他们自己有时是无法解决的。不过孙保元坚信，现在也有了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做，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很多，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资助本身更重要的是帮助了资助人自己

 　　这是”王搏计划”一直以来所拥有的理念。孙保元是”王搏计划”的资助负责人，他平时所做就是负责网络资助的所有流程的各个细节问题。他坦言，这个我们从05年开始做，基本都是自己摸索，因为我们并不是专业的志愿组织，而且王搏老师对网络也不熟悉，所以做的东西很难和正式的NGO或者全职志愿者去相比，我们只是觉得有种义务，要将这件事继续下去，只要有一点效果，我们也很高兴。对于困难，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组织框架的不完善不专业，人又比较少，所以有时候会出现回访监督工作不能及时进行的情况，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网上资助这个模式，由于见不到资助人，所以做起来不如现场资助好，另外受助的孩子都是西部的，我们调查回访也比较困难。不过我们现在计划申请社团或者加入其他正式的组织，尽力改善这个状况。

　　在谈到资助人的信用方面的问题上，孙保元很理解有些资助儿女在最后改变了资助的想法，”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我们会和他沟通，如果不再资助我们就会把孩子重新放到网上供别的人资助。”孙保元特别强调自从开始网络资助后，在注册审核是很少通过在校学生的审核的他不建议在校学生去资助。这里面主要是考虑到学生毕竟能力有限，而且现在受助的孩子基本都是初中高中的，费用很高，学生资助不容易，更多是希望在校生帮他们去宣传，并加入他们义工的行列，毕竟帮王搏老师做事，也同样是帮助那些孩子和老师现在资助人基本都是社会上已经工作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

　　孙保元认为王搏计划只是提供这个渠道，资助人在资助的过程中，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在论坛上资助人互相交流的过程中，自然会有些想法的，而不会去诱导他们怎么想的，”我们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是善良的，我们只是提供一种方式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善良”。

对于资助对象，他更多是期待

　　西部贫困儿童和代课教师是”王搏计划”主要的两个资助对象，通过几年来王搏老师和各大高校的努力走访，现在的资助对这些贫困生总体来说有了很大的帮助。随着06年开始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中小学的负担减轻了，所以资助对象逐渐转向高中还有代课教师，目前看来这些资助对高中生和代课老师起了很大作用。在这样一种一对一的模式资助中，资助过程不光是钱的交流，而且资助人经常写信给孩子，在心理上进行的指导，这种心灵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虽然孙保元对目前的状况比较乐观，不过他还是对现实有了更多的期待。在农村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读书返贫论，本来家里就穷，你读书的话要交钱，哪里有钱？读书学不好照样也没有用。也许这就是朴实的山区人民的固有想法。通过几年的发展，令孙保元感到欣慰的是，他看到了当地的家长越来越重视读书的重要性。一些家里尽管很贫困，他们还是会想办法贷款给孩子读书。其实对于这些孩子自己来说，他们很多还是希望能继续上学的，因为书本中的知识能让他们看的更远。

　　而对于代课老师的资助现状，孙保元却有些无奈，”由于资助代课老师与国家的政策相矛盾，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不过资助还是要继续，我们进一步的想法是想让那些代课教师能得到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平，进而拿到相应文凭成为正式教师，但是这个需要钱和培训的机构，做起来还是有难度。”据了解，这里的正式教师很少，现在国家分配一些大学毕业生去农村支教，由于合同只有几年，几年过去之后就回城去了，很少有负责任，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大学毕业生。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师资力量很缺乏，条件很艰苦很少有人去，基本都是当地人。

　　培养的正式老师基本都在城里，回到县里的也很少。而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孙保元很坦诚地说到，”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做点事，能帮助一点是一点，同时也是帮助完善我们自己。我们不认为我们这样资助能起到什么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可能也会有，但总的来说，只有国家的政策，才能根本上主导西部的发展和孩子的未来”。

后记：在接受《希望泉》记者采访完，他就立刻奔赴了甘肃民勤县，对以前资助的孩子做一下回访。这次的回访目的是以便以后对王搏计划做出一些调整，做更多更需要做的事，为未来的行动做一些准备。

采访手记：孙保元是我见过的志愿者当中最有毅力坚持下来的一个，和他聊天，你可以发现他对这项事业的一种深重的责任感，还有对王搏老师的无限景仰！他最后告诉我，他对这个计划的期望就是我们做的如果能唤起社会的关注，更进一步影响国家的政策改变，等到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制度，我们也就可以安静的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