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也曾在不少教授课堂上受教。大学教师之中，学识卓异之士固然有，南郭先生也实在不少。然而，就算遇到平庸的老师。我亦怀有一份虔诚的敬重。这观念的养成，说来源自我小学时的一位恩师。

小时候，因为父母单位位于重庆城乡之间，交通不便，规模不大，不足以像当时通行的那样办子弟小学，单位上于是联系了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把所有年满学龄的职工子女，统统“外包”。这所小学，位于绿树环绕、农田覆盖的一座山坡上，系一座文革时毁坏的庙宇改建而成，仅有两栋教学楼和一个细土夯成的操场，极其简陋。班上五十多人，几乎都是农村孩子。

我上到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换成一位以严格闻名的中年男老师。在我印象中，老师似乎常年都穿一身洗得泛白的深蓝色中山服，风纪扣锁得严严实实，平素不苟言笑，再顽皮的孩子，在他面前也会变得异常恭谨。

当年的农村小孩，真野。老师要求甚严，小学生犯了错，诸如跑到农田淘气被农民告到学校之类，总免不了批评一顿，然而，每次把全班都放学后留下来听他批评的时候，他那又严厉又幽默的责备每每令学生脸红心跳的同时，还憋着想笑出声来！有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就拿闯祸的孩子的事当作题目，在黑板上写作文给我们看。老师文笔流畅练达，杂有四川作家中常见的乡土气息，惊人的是，他手持粉笔，短短一节课时间，一篇千字文一挥而就，文风明白如话，道理娓娓道来。当满满的黑板上最后一个句号落下，老师只轻轻一声“放学”。几十个孩子叽叽喳喳作“鸟兽散”，而负责值日的同学踩上板凳擦净黑板，老师的文章，亦随粉尘湮灭，其痕迹从此仅留在孩子们的记忆之中。
 
老师有一项很特别的日常作业留给我们，那就是天天写日记，节假日亦不例外。老师的批改从来都是大段大段的批语，不仅错别字、病句全用红笔圈出来，针对作文中的“故事”或者观点，老师通常还有具体的意见。这样，给老师看的日记成了跟老师交谈、得到老师帮助的日常渠道。我因为作文好，老师遂令我每天写双份日记，且题材不允许重复。连我母亲亦觉得这样的“奖励”实在是匪夷所思，可是对我来说，这样就意味着可以得到老师双份批语，亦有很大的诱惑力，加上后来越写越顺，写作竟然从此成为我的乐趣。

农村的天地充满了小孩子无穷无尽的诱惑。放学后，大家总不肯老老实实地回家，谁家的梨花开了，可以去揪下几枝来插在书包上；谁的爸妈不凶，可以去偷些红薯出来坐在田边就着泥啃两口……为了监督学生回家学习、帮家里干活，老师往往会在学生一走就站到山坡最高处的老黄桷树下，居高临下，看看满山遍野的孩子，有谁是没有往自己家走的。日子久了，学生也养成习惯，走到半山坡的时候，要回头看看，黄桷树下那个严肃的深蓝色身影还在不在……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终于有天，我被告知，老师要离开我们了。原因是老师结婚了，师母在新疆。后来，我读了市中心的寄宿中学，父母单位也搬到闹市区，遂与原先的小学音信隔绝，几年之后，才曲折地从儿时的玩伴那里听说他后来又调到湖南。

在我受教于他的两年之中，我的“小学生日记”积累了数尺之厚，其中篇幅，我一半，老师一半。
我这位恩师，名字叫做陈洪陵，二十年倏忽而过，算来他已是年届耳顺的老人了。今生今世，不知道有没有机缘再见他一面，问一声，老师，别来无恙？